胡凌:中國語境下的聲譽信息平臺失真【回應戴昕】

戴昕關于像Yelp這樣的聲譽信息平臺信息質量的觀察十分真切,他關心的問題是,什么導致了聲譽信息平臺的市場失靈?在完美的市場中,真實信息得以不斷生產并相互競爭,分配給最需要的人,不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但在真實世界中,總會有未經證實的謠言甚至是虛假信息,而人們也愿意相信。在互聯網普及之前就存在一些成規模的聲譽評價機制,例如基金信用評級;也有分散化的運作,如社會交往中的口耳相傳。新技術的出現使針對某一特定對象的評價變得信息更加對稱,更具規模,普通人獲取這類信息的成本也更低。問題是,盡管新平臺憑借技術比舊機制更有優勢,但一旦建立起來,仍有人可以從虛假信息中獲利,于是就有了攻防戰。 繼續閱讀“胡凌:中國語境下的聲譽信息平臺失真【回應戴昕】”

戴昕:聲譽信息平臺的信息質量問題

8月6日,美國著名點評網站Yelp被灣區一家老牌的原告律所(plaintiff firm)——更準確地說,該律所收集的幾個小股東原告——以證券欺詐為由提起集團訴訟(主流媒體當時均有報道)。美國上市公司被原告律所盯上起訴,本身不算大事兒。原告律所以觀察公司股價、翻披露文件“找茬兒”為業,從不放過一絲機會,而被告公司請的華爾街大行一樣業務嫻熟,常年代表上市公司和這類原告律所打交道。兩邊律師心里都有數,大部分案子走不過審前動議就會被駁回,只等幾個回合比劃過去,在適當時機和解,拿協議找保險公司埋單。 繼續閱讀“戴昕:聲譽信息平臺的信息質量問題”

胡凌:什么是基于公益的創新政策?【回應利求同】

利求同老師的文章試圖揭示一個更大的主題:公共利益和社會創新的關系。她以打車軟件和保險大數據分析的例子說明,某些創新并不一定對社會全體成員有利,可能出現不公平,甚至對社會整體利益不利。打車軟件的例子甚至可以上升到一個更一般的層面:技術帶來的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它描述了很多創新只是有利于社會部分成員,由于基礎設施的缺失和學習能力的下降,另一部分成員只能捆綁在陳舊的技術設施上,無法享受新技術帶來的便利。不只是打車軟件,電腦甚至是智能手機對于老年人來說可能都是難以逾越的障礙,因此當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轉移到網絡平臺上去的時候,就意味著一部分社會成員可能被拋棄??紤]到創新的不斷增加,這一公共政策難題只能通過技術市場的擴散逐漸緩解。 繼續閱讀“胡凌:什么是基于公益的創新政策?【回應利求同】”

戴昕:老人打不到車是市場創新的過錯嗎?【回應利求同】

由于在金融危機后的大環境里短暫地做過幾年律師實務,我對“市場”、“競爭”和“創新”之類的概念,其實已不像工作之前念書時那樣充滿信心了——陋見所及,即使按理最應體現市場優勢的商事、金融交易,在真實世界中也充斥著無效率和不理性,更不消說那些源自貪婪的許多近乎鬧劇般的交易成本和外部性了。這要再細說,當然還得另寫論文。但之所以提起,是因為讀了利求同老師的文章,我卻又忍不住要操起芝加哥式的調子:老人小孩打不到車,真的是市場、競爭和創新的罪過嗎? 繼續閱讀“戴昕:老人打不到車是市場創新的過錯嗎?【回應利求同】”

戴昕:新聞監管的自然延伸【回應胡凌】

胡凌和岳林都提到《暫行規定》可能沒有足夠準確地把握其想要規制的對象——“即時通信工具”。但像方興東這樣的業內人士說得比較明白,引起監管者關注的并非普通用戶使用最多的“即時通訊”功能,而是利用這一平臺進行的具有公共性的“新聞”傳播行為。我傾向于認為《暫行規定》在基本層面上無非是國家新聞管理體制的自然延伸——胡凌本家說得對,《暫行規定》是“將PC互聯網上的管理招數全面移植到移動互聯網上”,但如果更完整的話,其實它是把新聞媒體監管的一般邏輯——準入審查加內容/行為審查——從傳統媒體擴展到新媒體的一個當然步驟。 繼續閱讀“戴昕:新聞監管的自然延伸【回應胡凌】”

胡凌:辨析“微信十條”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日前發布的《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 (以下簡稱《暫行規定》)主要有兩個關鍵詞:即時通信工具和公眾信息服務。盡管是暫行規定,但從立法意圖來看應盡可能使規制對象擴展至更多的實體和行為, 尤其是在互聯網創新不斷出現的情況下。因此,我較為關注法律是否抓住了規制對象的核心特征,以及這類規制可能產生的社會后果。 繼續閱讀“胡凌:辨析“微信十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