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文軒:作為公共品的信息

戴昕于《“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后簡稱為《防疫國家》)一文中同樣在討論一個新冠疫情時期的熱門話題:如何看待一些國家或地區政府在發生疫情的這種特殊情況下,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健康碼等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從而開展疫情防治的公共治理行為。作者在文中主要借助了國家層面防控疫情的公共治理需求與后疫情階段私主體之間的交易需求的這二重視角展開論述,再結合了對于部分國家和地區所展現的“自愿不自覺”、“最少不夠用”的“自由”現狀分析,點出了此種個人信息(本文信息與數據不做概念上的區分)默認獲取行為的正當性所在。 繼續閱讀“密文軒:作為公共品的信息”

馮象:秋菊的困惑和織女星文明

我國法學向來有“幼稚”之名,業內人士并不諱言。但衡量一個國家一門學科的學術水準,除了看從業人員整體的學養和品質,主要還是看它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比如美國,我們說它的學術如何如何,無非指它的頂尖學者和有影響的著作。若是把全美國四百二十五種學生主編的法學雜志上刊登的論文一總兒拿來細算(美國法學院的傳統,學術刊物一律由學生辦),情況便大不一樣了。美國學者自嘲說,一年到頭雨后春筍般發表的論文當中的多數,讀者恐怕不超過五個,即作者的職稱評定委員會的評委(格蘭頓,頁205)。中國的法學“研究”,濫起來當然沒有讓美國佬占先的道理。畢竟,他們是不大敢一把剪刀、一瓶漿糊闖天下的??墒峭瑫r,近年來中國法學出類拔萃的少數代表作,其成績之驕人,又是舉世矚目的。不讀這些作品,就不知道中國有一群腳踏實地、孜孜矻矻、上下求索的法學家,不知道他們的關懷之廣、抱負之大、于學術事業的信心之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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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象:新天新地(《啟示錄》20:11-21:8)

此段寫末日審判及新耶路撒冷/天國降臨。

審判,mishpat,究其根本,是人事的裁斷或人世政治。上帝創世,施政之初,身為“大地的審判者”而“主持公道”,ya`aseh mishpat,創18:25,褒貶賞罰,也只在人世。從洪水方舟到焚滅所多瑪,從以色列出埃及占迦南,到圣城傾覆,耶和華的居處化為廢墟,“穢物立于圣地”,太24:15:每一次,圣法的公義都沒有放過罪人。因為至高者說了,“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只待那天[仇敵]遭禍,末日匆匆,一下降臨”,申32:35(《摩西之歌》)。這兒,末日,`athidoth,指的是預定之事、人的命運,并非世界終了,“天地過去”“大海不存”,啟21:1。 繼續閱讀“馮象:新天新地(《啟示錄》20:11-21:8)”

沈偉偉:算法透明原則的迷思

 

引 言

近半個世紀以來,算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影響和改變著人類活動。依托這一技術革命情境,并伴隨著網絡空間和現實空間的加速融合,算法應用越來越廣泛??梢哉f,在當代社會,算法幾乎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算法應用在發展。與此同時,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興起,使算法得以通過基于自我訓練、自我學習過程,實現自我生產和自我更新,算法本身也在發展。 繼續閱讀“沈偉偉:算法透明原則的迷思”

李謙:數據流動與留存:商業實踐與法律迷思

一、引言

2016年新年伊始,歐盟與美國之間備受關注的數據跨境流動(Transborder Data Flows,“TDR”或“Cross-border Data Flow”)新框架協議談判取得了重大突破,雙方推出全新的“隱私盾協議”(EU-U.S Privacy Shield),原有的“安全港”框架協議告別歷史舞臺。[[1]]按照新協議,美國的互聯網巨頭谷歌、臉書和亞馬遜等公司將不再受到歐盟個人數據保護條例的限制,可以便捷地跨越大洋傳輸互聯網用戶個人數據信息回至美國。這一堪稱互聯網發展史的重要事件是持續深化的歐盟數據治理改革一環節,在此前后,延宕多年的歐盟數據法律框架改革得到實質性推進,在積極反思傳統數據法律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結合當前互聯網經濟的發展趨勢,歐盟大刀闊斧地改革數據法律框架和更新數據治理政策。 繼續閱讀“李謙:數據流動與留存:商業實踐與法律迷思”

密文軒:數據爬取的爭議焦點

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數據的豐盈,新型的互聯網公司就像石油公司一樣,逐漸成了一般人在生活中難以離棄的對象。而這些公司賴以生存的根基正是被人稱作數字經濟時代“石油”的個人數據。對用戶個人數據的利用、保護、爬取等行為便成了各巨頭公司經營的一大重頭。企業之間關于數據的爭議一般是源于一方對另一方的數據爬取行為的合法性與否;而就目前國內的相關判例不難看出,在我國司法實踐中,較多情況下會以保護市場自由競爭秩序進而保障消費者權益為由,判定數據爬取方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賠償數據被爬取方的相關損失。 繼續閱讀“密文軒:數據爬取的爭議焦點”

戴昕:重新發現社會規范:中國網絡法的一個理論視角

引言: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①]

根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明確部署,[②]中國網絡法(cyberlaw)[③]的制度建構進程近年來持續提速,不但確立了以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小組為核心的統一領導體制,[④]完成了《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等重要高位階立法,[⑤]而且加強了在內容管理、知識產權保護、消費者保護、反不正當競爭以及互聯網金融等各領域中的監管和執法。[⑥]

在宏觀意義上,全面推進互聯網法治建設的目標,可理解為使法律——廣義上包含各類國家正式制度——覆蓋網絡空間的全部(即沒有“法外之地”),以此實現良善(如“清朗”)的互聯網秩序和治理。而這一思路所呼應的,則是官方、學界和民間長期以來用“法治/制不健全” [⑦]解釋網絡空間中各類爭議性問題或“亂象”的歸因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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