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鐘文:運用信托機制實現對數據主體權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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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商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網絡平臺上的個人隱私數據愈加易于泄露及濫用,在不知情的狀態下被迫公開個人信息給用戶帶來了不安,因而加固隱私數據保護體系變得刻不容緩。馮果和薛亦颯的《從“權利規范模式”走向“行為控制模式”的數據信托》一文正是在傳統數據保護路徑外,剖析數據主體與數據控制人之間的權利關系,引入了運用信托機制治理數據這一新的個人數據權利保護模式,并且論證了該模式在我國法律體系中落實的合理性。 繼續閱讀“許鐘文:運用信托機制實現對數據主體權利的”

余嬌:法院調取通話記錄的憲法歸屬

一、文章內容概述

近年來,法院為取證到電信公司調取當事人的通話記錄,電信公司以《電信條例》第65條[1]為依據予以拒絕而被法院處以罰款,引發了許多爭議。對此,學界也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眾多學者發表論文以表達自己的觀點。杜強強教授在2019年第12期的《法學》上發表了《法院調取通話記錄不屬于憲法上的通信檢查》一文,認為通話記錄不屬于《憲法》第40條[2]的保護范圍,得出法院依據訴訟法的規定調取通話記錄,與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無涉,符合憲法的規定。 繼續閱讀“余嬌:法院調取通話記錄的憲法歸屬”

馮象:魯迅肖像權問題

周海嬰先生為父親肖像權打官司,屢見傳媒報道。學界亦有評論,大都圍繞死者有無肖像權一個問題。這大概是因為案中被告(即被指以營利為目的擅自制作/銷售魯迅頭像金卡、金郵票之類者)曾試圖以此否定周先生的訴訟主體資格(訴權)的緣故。對于周先生的實體權利主張,即魯迅肖像權中的財產利益的性質內容、法理依據等,卻探討不多。 繼續閱讀“馮象:魯迅肖像權問題”

戴昕:數據隱私問題的維度擴展與議題轉換:法律經濟學視角

當代語境中,“數據隱私問題”(data privacy problems)可寬泛指稱由公共和商業機構運用信息數據技術收集、存儲、傳輸、分析個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的實踐而引發的各類政治、經濟、法律乃至倫理問題。[1]近年來,中國法學界對數據隱私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而常見的研究和探討集中在如何規范表述、論證個人信息的法律權利性質、并進而在立法上建構“個人信息權”這一教義學議題之上。[2]2017年《民法總則》通過時,在第111條中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但并未如之前學界和實務界期待的那樣,給出“個人信息權”這一明確說法,[3]一錘定音地完成對這種區別于傳統民事隱私權的新型法律權利的建構。雖然一時“受挫”,但由于立法確權被各界視為應對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催生的日益嚴峻的數據隱私問題的關鍵,因此可以預見,個人權利建構作為一項學術和制度課題,在私法(如民法)和公法(如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兩條戰線上,都將是法律人持續著力的重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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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林:不想燒的書

書總是讀不完的。讀書的速度,也永遠趕不上買書。所謂“買書如山倒,讀書如抽絲”。我家里的書架,添置過兩回,還是捉襟見肘,日漸飽和。所以一些用不著的書,就不得不忍痛割愛了。否則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不僅書與人在爭奪空間,舊書與新書之間也有一場持久戰要打。但處理舊書并非易事。許多書都是多年前立志要讀,結果一直辜負到現在;還有一些雖是“舊書”,塑封都沒拆過。面對它們,不免愧疚,拋棄更是不忍。況且如今的書雖然貴,卻不值錢,白送不見得有人要,作廢紙也賣不掉幾個錢。所以我很想把《堂吉訶德》中的神父和理發師請來,任他們決斷,把沒用的書都給一把火燒了。這兩位師傅,怪罪騎士小說蠱惑人心,把堂吉訶德用好幾畝良田換來的藏書燒了個精光——只剩下幾本判了緩刑。我是真希望他們能過來幫忙,但在2018年讀過的書中,有幾本希望他們手下留情: 繼續閱讀“岳林:不想燒的書”

利求同:隱私的未來

“秘密是撒謊,分享是關懷,隱私是偷竊?!?/p>

這是美國科幻作家埃格斯(Dave Eggers)對未來的大膽想象。他的小說《圓圈》(The Circle)拍了電影,這句話是影片里面同名超級公司的訓言,同公司建筑的極簡主義風格一起,接受“吸科技”的癮君子朝拜。那里,我們習以為常的道德規范被顛倒了,做成新的信條:藏著隱私是嚴重的人格缺陷,上繳個人信息等于實現人生自由,光大“分享主義”美德;而保護隱私就視同盜竊,要受新人類的唾棄,并交給新法律制裁。 繼續閱讀“利求同:隱私的未來”

歐樹軍:監控與治理——國家認證能力辯正

“他們”知道我們的一切,
我們卻常常不知道他們了解我們什么,
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要了解我們,
不知道他們會和誰共享他們所知曉的。
這對我們的身份認同、生活機會、人權和隱私有何影響?
對于政治權力、社會控制、自由與民主又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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