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偉杰:審慎而為的“失信聯合懲戒措施”

王瑞雪在《公法視野下的聯合懲戒措施》一文中,探討了信用聯合懲戒措施所創設的新型評價體系、合作機制和法律責任,并分別從實踐層面、理論定型和法律控制三個層面展開分析與討論。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律控制層面,作者在“信用”、“聯合”和“獎懲措施”三部分都較為中肯的給出了對于現行制度下的思考和建議,體現出審慎和謙抑的態度。 繼續閱讀“和偉杰:審慎而為的“失信聯合懲戒措施””

胡旭東:網絡經濟下不正當競爭的裁判天平

互聯網在拉近萬物距離的同時也拉近了互聯網企業之間的競爭,傳統競爭中由自然地理的阻隔帶來的競爭區域的分割也不復存在,贏者通吃成為企業間競爭的新常態。競爭的日趨激烈帶來大量不正當競爭或惡意競爭問題,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雖然針對互聯網行業制定了專門條款加以規制,但面對現實中紛繁多樣的競爭新形式卻還是捉襟見肘,很多情形下只得適用反法第二條的原則性條款進行處理。原則性條款靈活性強適用范圍廣的特點的賦予了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由此案件處理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個人對于案件事實和涉及的法律條款的理解,各種“第一案”如“模擬器第一案”的出現對同類案件做出借鑒的榜樣的同時不免有法官造法之嫌。因此現階段對于互聯網不正當競爭案件來說司法裁判的思路方式把握至關重要,不同出發點以及裁判路徑可能帶來截然不同的裁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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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婕:醫療數據究竟屬于誰?

進入大數據時代,學界對個人信息、數據的關注一直居高不下。作為21世紀“石油”的數據,其中蘊含了巨大的價值等待發掘。正因如此,數據權益沖突不斷升級,一部分學者試圖界定數據的權屬,定分止爭;還有一部分學者主張擱置數據權屬的爭議,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試圖描繪一套數據利用的準則[1]。 繼續閱讀“張婕:醫療數據究竟屬于誰?”

蔡榮森:“通知刪除”規則的再審視

眾所周知,現代社會已經進入了日新月異、數據爆炸的信息時代。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海量的各種數據化信息由此被不停地生產、收集、儲存、使用甚至轉讓。與此同時,各種網絡侵權糾紛也正以不同形式呈現于大眾眼前。對大部分具備基本常識的普通人而言,當其發覺自身遭受網絡侵權的不利益時,往往不會直接起訴相關網絡用戶,而傾向于將矛頭直接指向網絡服務提供者[1],即各類平臺。這樣的思維方式其實是合乎情理的,合乎一般人的樸素價值觀和利益取向。一來,將責任歸咎于平臺有利于最終利益實現,畢竟偌大的一個知名平臺總是具備公信力和硬實力,不至于贏了官司卻無法得到物質賠償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二來,一般人總是具備天生的程序法上的敏感,若直接起訴疑似侵權的網絡用戶,其舉證成本也將無限放大,任何超出預期的訴訟成本都是其不愿承擔的。但對于互聯網服務提供者而言并非如此,在網絡技術發展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賽博空間里的侵權糾紛也如雨后春筍。依據《侵權責任法》的立法精神,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超出其過錯的責任顯然不符合法理(此種侵權更不可能符合無過錯責任的成立要件)對于提供不同類型網絡服務的經營者應當結合其服務特點要求其承擔不同程度的法律義務。因此,結合現實發展需要厘清各類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才能真正實現權利人維權和網絡服務業正常發展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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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嬌:法院調取通話記錄的憲法歸屬

一、文章內容概述

近年來,法院為取證到電信公司調取當事人的通話記錄,電信公司以《電信條例》第65條[1]為依據予以拒絕而被法院處以罰款,引發了許多爭議。對此,學界也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眾多學者發表論文以表達自己的觀點。杜強強教授在2019年第12期的《法學》上發表了《法院調取通話記錄不屬于憲法上的通信檢查》一文,認為通話記錄不屬于《憲法》第40條[2]的保護范圍,得出法院依據訴訟法的規定調取通話記錄,與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無涉,符合憲法的規定。 繼續閱讀“余嬌:法院調取通話記錄的憲法歸屬”

密文軒:回歸“故里”的網絡法

時下有許多新的法律議題,涉及人工智能、互聯網、區塊鏈等不同的新興技術領域,而法學界的通常努力便是新轅套老馬,通過“刑法+人工智能”、“民法+區塊鏈”、“行政法+互聯網”等傳統的規范性研究進路去解釋新現象與解決新問題。[1]這些新技術的出現不同于以往的簡單發明,他們雖然也有不同的外在技術表現形式,但是其核心都是信息技術賦予的高度鏈接的虛擬數字網絡,使人們的生活產生一種根本性的革新。對此,胡凌在《網絡法中的“網絡”》一文中重新回到了作為動態架構的網絡,點明了這一網絡背后的建設動力,同時也揭露了當下對于新生利益的法律保護。當然,該文并未對任何具體的現實互聯網法律問題給出直接的解答,不過,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性理論結合本質化的網絡分析仍然提供了一個更具解釋力的視角。[2]因此,本文講沿襲這一思路,回到網絡法的“故里”——網絡本身,嘗試去分析網絡的特質、背后形成的動因以及更合適的規制方式。 繼續閱讀“密文軒:回歸“故里”的網絡法”

密文軒:作為公共品的信息

戴昕于《“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后簡稱為《防疫國家》)一文中同樣在討論一個新冠疫情時期的熱門話題:如何看待一些國家或地區政府在發生疫情的這種特殊情況下,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健康碼等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從而開展疫情防治的公共治理行為。作者在文中主要借助了國家層面防控疫情的公共治理需求與后疫情階段私主體之間的交易需求的這二重視角展開論述,再結合了對于部分國家和地區所展現的“自愿不自覺”、“最少不夠用”的“自由”現狀分析,點出了此種個人信息(本文信息與數據不做概念上的區分)默認獲取行為的正當性所在。 繼續閱讀“密文軒:作為公共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