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文軒:回歸“故里”的網絡法

時下有許多新的法律議題,涉及人工智能、互聯網、區塊鏈等不同的新興技術領域,而法學界的通常努力便是新轅套老馬,通過“刑法+人工智能”、“民法+區塊鏈”、“行政法+互聯網”等傳統的規范性研究進路去解釋新現象與解決新問題。[1]這些新技術的出現不同于以往的簡單發明,他們雖然也有不同的外在技術表現形式,但是其核心都是信息技術賦予的高度鏈接的虛擬數字網絡,使人們的生活產生一種根本性的革新。對此,胡凌在《網絡法中的“網絡”》一文中重新回到了作為動態架構的網絡,點明了這一網絡背后的建設動力,同時也揭露了當下對于新生利益的法律保護。當然,該文并未對任何具體的現實互聯網法律問題給出直接的解答,不過,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性理論結合本質化的網絡分析仍然提供了一個更具解釋力的視角。[2]因此,本文講沿襲這一思路,回到網絡法的“故里”——網絡本身,嘗試去分析網絡的特質、背后形成的動因以及更合適的規制方式。

人本身具有社會性,彼此之間免不了溝通交流,語言文字的發明創設對于信息傳遞而言是一次革新,極大地助推了社會網絡的形成。但受制于信息溝通的成本和流動性的局限,傳統的線下治理只需要憑借網格化管理的手段便能夠解決絕大多數問題。高度現代化的社會現狀則對這種方式形成了挑戰,不過下文即將分析的數字化網絡的線上治理邏輯對于線下治理同樣具有啟發性。

一、無標度網絡的治理邏輯

我們時下所說的互聯網其實只是復雜網絡系統中的具體表現之一,在很多特征上都一如航空交通網絡這類線下的實際網絡系統,屬于無標度網絡。[3]具體來說,互聯網應當具備如下一些特征:首先,被互聯網鏈接的所有節點中大部分節點都只有少量的入度與出度,[4]但是小部分的樞紐節點則度很大,擁有大量的鏈接對象。這并不難理解,畢竟我們已經在日常用網過程中接觸很多,如鏈接許多其他應用程序的微信、某個社交平臺上的意見領袖。而這一在先特征也就塑造了無標度互聯網在預防風險上的兩個特性——魯棒性與脆弱性,在邊緣節點受到攻擊時,整個互聯網不會受到多大損失,但當核心的明星節點受攻擊而被破壞時,風險損失也將是指數式上升的。這些特征與互聯網治理的關聯將在后文進一步展開。

至于為什么互聯網會產生以上特征,成為無標度網絡的一份子,還需要回到生產性的視角一窺背后的動力。當下互聯網的成型與塑造離不開各家互聯網企業的助推,從上世紀末互聯網商業化開始,互聯網就被資本期待著將更多的單個節點納入網絡之中進行一體化的生產,但談及生產就不能忽視這一過程中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曼德布羅特的優化框架理論或者齊普夫的最小努力原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成本節約的思路,[5]即只要對于這不斷增長的互聯網絡,刻意地去增強某些少數節點的重要性,增加這些點的度,減少所有其他節點彼此間的連接,這樣可以在總體上減小網絡的平均路徑長度,進而降低網絡鋪設和維護管理的成本。于是,數一數二的互聯網巨頭誕生,而在巨頭網絡內,一定量的意見領袖也作為優質樞紐節點也逐漸浮現。

這樣一種由于生產成本而被倒逼出現的結果對于互聯網治理反倒是起到了一個良性的作用。公權力一般情況下無需親自下場,只需對如騰訊、阿里等少數互聯網巨頭(整個網絡的樞紐節點)進行重點監管監督,便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網絡生態的綠色安全與網絡競爭的整體合規。而回到平臺層面,平臺只需要將大量的溝通成本置于與意見領袖(平臺內部的樞紐節點)的交流中即可。無論是合作洽談內容的持續生產還是針對性的監視行為都能是平臺生產系統維持在一個穩定態上。只要關鍵節點不出問題,這種現實的無標度網絡就會呈現出魯棒性高于脆弱性的現象。[6]因此,公權力僅需秉持著法律之治的手段,平臺則只需通過架構、市場等傳統多元規制思路進行管理,[7]網絡公共治理通常并不會出現什么大問題。不過,這一治理邏輯仍是停留在了web1.0/web2.0時代,沒有看到移動互聯之后平臺化與進一步商業化網絡的新規制可能性。

二、新技術時代“非無標度”網絡的治理邏輯

Web1.0/web2.0時代,互聯網企業尚處于發育生長的階段,本身雖然具有一定的技術力量進行網站內部的管理,但并沒有形成一種強支配性與強控制力。不過,今時今日的平臺卻并不如此,雖然這些核心巨頭企業某種意義上仍然是網絡的關鍵節點之一,但通過二十余年的技術改進和數據積累,剩下那些還能叱咤一方的互聯網企業都多少完成了簡單網絡節點到基礎設施建設者的身份轉變。在這一過程中,平臺為了不斷地促進生產和再生產,持續地拓展可提供網絡服務的范圍,并想方設法地將更多的資源與網絡相連,甚至一步步地將舊日的物理空間中的閑置資源吸納入這個網絡體系,如共享經濟這種商業模式的出現。因此,我們不難看到,平臺鋪設的網絡越來越廣,覆蓋到的具體節點也越來越多。此時,平臺本身在淡化自身的節點屬性,模糊了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的邊界,成為更底層、更基礎的存在,而這種看法在“微信小程序案”中,也已經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司法的認可。[8]若是再以航空交通網絡作比的話,時下的平臺更像是一整個可劃定、可設計的空域,而不僅僅是某一個大型的機場節點。

再回到平臺內部,因為接入和連接成本的降低,被納入的平臺網絡的節點越多,節點間之間的互通互聯性也必然增加,無標度的特征未必再一定能夠對應?;貧w到網絡科學,安然.克洛賽與安娜.布羅迪也在“無標度網絡很少見”一文中通過使用冪律檢驗法對上千個實際網絡數據集進行了分析,結果只有15%的對象通過了無標度網絡的強檢驗,43%的對象則完全無法視作無標度網絡。[9]當然,這也只是復雜網絡學界的一種理論觀點,但這也一定程度上對巴拉巴西“無標度網絡普適性”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因此,我們也不需要將平臺網絡的思維再局限于無標度網絡,不妨暢想下節點互通性不斷增強的網絡可能需要的治理邏輯。

如若不刻意地或有選擇性去締造網絡,只是想盡辦法將線上/線下節點不斷納入,平臺內部也就不必然會生成一部分強力的樞紐節點,那么根據魯棒性而采取的針對性治理便再不具有比較經濟的效果,平臺將不得不照顧到方方面面,考慮到每一個節點的可規制問題。不過,并不是說對于這樣的“非無標度”復雜網絡,平臺就完全無計可施。平臺通過沉淀到更底層的架構中,實現了設計自由,可以直接通過技術手段對網絡節點進行規制。更關鍵的是,廣泛節點的接入一方面使得平臺更有可能通過采集的數據完成基礎身份的認證,并基于此打造一個更加完整的數字身份畫像,在這之后結合算法的評分權力對每一個接入節點實現生產性評價,區別優劣進行管理。[10]這樣基于數字網絡產生的治理權力并不如人們想象得那么可有可無,從去年“微信封號跳樓”一事中就可以看到當廣泛節點互通之后,這種強大的力量已如其無邊界的節點一樣,跨越了數字世界與物理世界的隔閡,[11]倚靠規范、市場、架構合力的平臺權力設置足以對“非無標度”的復雜網絡同樣做出強有力的回應和治理。

三、社會信用體系(信息治理)與網絡

提及“網絡法”,法學界的思維容易停留在互聯網這一張數字虛擬網絡。但當我們回到網絡本質時,很容易發現網絡早于計算機、互聯網協議而存在;而且即便是聚焦于數字虛擬網絡,亦當看到商業性平臺在不斷地融合線上與線下,政府也在提供數字政務平臺完善智慧治理的轉型。所以,不妨基于以上的分析,通過網絡的思維對公共治理展開討論。

在公共治理領域,一方面,高度流動化的現代社會使得基于原有社會關系結構的信用信息機制失效,人們一貫以來所處的熟人信用社會被瓦解,催生了機會主義的擴張;另一方面,受傳統非正式規范調整的德治領域一向沒有被有效管理過,一些老問題始終存在。[12]可以說人們的交際網絡因為互相連通性增加而不得不面對廣泛社會風險,而依賴于數據采集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多少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對人的信用重構減少了風險程度。雖然,無論是自由主義敘事的“法治分散”、國家主義敘事的“德治集中”抑或是發展和現代化敘事的“規制強化”,在建設相應信用體系時都出現了問題,但這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所避免不了的,只需要在產生足夠經驗之后再度通過立法或其他手段規制,就能使得復雜性的公共治理實現總體的高效。[13]

新冠疫情恰成了一個印證,每一個人都因為流動性而隨時可能成為病毒傳播的重要節點,這是整個社會交際網絡共同面臨的潛在風險,給全社會的正常溝通帶來了很大成本,但是依舊是通過基礎身份認證與信息數據采集形成的“防疫健康碼”成功破局。[14]雖然,法學界對于這種個人私密信息的搜集仍然有一些看法,但這并不妨礙一個有為的防疫國家率先在疫情常態化中走出經濟下降的生產困境。至于防疫相關的信息問題,無論是隱去年齡和性別的北京模式,還是最近被熱評的“只提軌跡不提人”的上海模式,都能看到各地政府在經歷了幾次流調信息泄漏后的改善和努力,實現防疫治理需求與行政謙抑的平衡。福禍相依,技術增加流動打通社交網絡廣泛連接的同時,也留下了倚仗數據采集和信息治理的新手段。

四、總結

網絡法的廣泛討論熱度空前,不過很多思考都仍舊停留在舊瓶裝新酒的層面,沒有很好地理解所討論的對象——網絡本身的特性。本文旨在通過將網絡背后的生產性動因、不同階段的結構特征以及政府/平臺對不同網絡的治理邏輯放置在一起分析的嘗試,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隨著網絡動態變化的治理變革過程。網絡法研究終究是需要回歸“故里”,認清研究對象的基本問題,不然難免會有隔靴搔癢之感。

 

[1] 參見戴昕:《超越 “馬法”?———網絡法研究的理論推進》,載《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4期。

[2] 參加胡凌:《網絡法中的 “網絡”》,載《思想戰線》2020年第3期。

[3] 集智百科:《什么是無標度網絡》,載微信公眾號“集智俱樂部”,2020年5月1日。

[4] 簡單來說,度表示一個節點在網絡中與之鄰接的其他網絡節點的多少。參見汪小帆等主編:《復雜網絡理論及其應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章“引論”。

[5] 參見汪小帆:《無標度網絡研究紛爭:回顧與評述》,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

[6] 參見汪小帆等主編:《復雜網絡理論及其應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章“復雜動態網絡的控制”。

[7] [美]勞倫斯·萊斯格:《代碼2.0:網絡空間中的法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七章“何物在規制”。

[8] 參見杭州刀豆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訴長沙百贊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終4269號民事判決書。

[9] 同前注5。

[10] 參見胡凌:《超越代碼:從賽博空間到物理世界的控制/生產機制》,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胡凌:《數字社會權力的來源:評分、算法與規范的再生產》,載《交大法學》2019年第1期。

[11] 第一財經資訊:《21歲男子因微信被封號跳樓身亡!騰訊回應來了》,載微信公眾號“第一財經資訊”,2020年8月27日。

[12] 參見戴昕:《理解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整體視角——法治分散、德治集中與規制強化》,載《中外法學》2019年第6期。

[13] 同上注。

[14] 參見戴昕:《“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