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文軒:作為公共品的信息

戴昕于《“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后簡稱為《防疫國家》)一文中同樣在討論一個新冠疫情時期的熱門話題:如何看待一些國家或地區政府在發生疫情的這種特殊情況下,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健康碼等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從而開展疫情防治的公共治理行為。作者在文中主要借助了國家層面防控疫情的公共治理需求與后疫情階段私主體之間的交易需求的這二重視角展開論述,再結合了對于部分國家和地區所展現的“自愿不自覺”、“最少不夠用”的“自由”現狀分析,點出了此種個人信息(本文信息與數據不做概念上的區分)默認獲取行為的正當性所在。

同類話題的論文在疫情后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對于這一背景下的個人信息搜集行為,學界自然是有反對的意見、也有支持的聲音:反對者無非還是立足于自由主義的視角,比較保守地認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始終要保障人們擁有基本的隱私權或者隱私期待;而支持的一方則多是從傳統公法理論中,尋求一種緊急狀態下的例外性主權來為行政權力的擴張賦予正當性與合法性,或是通過系統論解釋為面臨社會風險的行政機關設置開放性的權力結構。而本文的特色則是運用法經濟學的手段,先是將信息視為一種生產性資源,再將疫情下的重要個人信息(如健康狀況、行蹤數據)轉化到公共品的維度,以此賦予“防疫國家”擴大、加強“公共信息監控”并塑造有為政府的正當化理由。

將信息作為生產性的資源在有關數字資本主義的討論中并不是多么新鮮的東西,但將防疫場景下的信息視為公共品轉而進行管理和規制的主張還是給人以一定的新鮮感。另一方面,在數據的大范疇中劃出一類公共數據的做法是早已有之的,如浙江省于2020年審議通過并實施的《浙江省公共數據開放與安全管理暫行辦法》(后簡稱為《辦法》),且隨著智慧政務的不斷成熟,公共數據的建設也逐漸在更大范圍內得到認可與應用。實際上,從后果主義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將個人信息上升到公共品還是直接給出一個公共數據的新定義,其二者的效用是高度一致的,就從《防疫國家》一文所涉及的背景而言,二者的目的和功用都是消解新自由主義浪潮帶來的消極治理成本,并盡量給這么一個“防疫群體”下的每一個私主體帶來更實際的、更具象化的最大化幸福,殊途同歸。但二者不同的言辭邏輯從解釋的角度會給人們帶來不同的感受與體會。

上文《辦法》第二條對“公共數據”做出了具體的定義,指的是各級行政機關及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的事業單位在依法履職過程中獲得的各類數據資源。從這樣的措辭中,不難看出,這類公共數據的生產依附的是一種權力中心的行政主體對于所有分散的、單個的私人主體所采取的強制性搜集措施,只不過是主權者退了一步,首先認可了個人信息權的基礎性,但仍然保留其對于認定某些特定的場景的權力,并賦予了自我在針對這些特殊場景下采取特殊信息處理手段的能力。相對于松垮的自由私人主體對所有個人信息擁有絕對支配的權力,在某些場景下,這種通過行政權創設、搜集公共數據的做法確實會更高效地解決問題。但這種結果論的視角對于那些“人生來自由”、“天賦人權”的自然權利信徒而言缺乏理論上的說服力。

而戴昕提出的“防疫信息-公共品”的論斷則能夠很好地照顧到這一群體的感受。在這種語境下,雖然也會強調一個公共信息體制的建設,但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更加經濟而非過于政治的視角,將信息本身回置于市場之中,視作一種生產性的資源,認可每個人對自己的個人信息擁有絕對的支配性權力。在此基礎上,個人信息轉化為公共品就可以超越行政公權搜集的傳統命題,從具體的行為中體現出私人主體的個人自由意志。因為任意自主的個體都還是避免不了在社群中的人際交流,而自我保全的第二自然法必然要求人們想方設法地去確保交流的另一方是健康的,[1]在這個過程中個人信息其實就成了雙方交易的前提,或者可以進一步將個人信息理解為雙方直接進行交易的客體。而每次交易都要交換這樣一種重要的非實體的信息且要自我提供證明顯然對于所有單個的普通人而言是成本非常高昂的一件事,而且就大家的力量而言,也無法能夠一直保證可以做到“自證清白”,于是將防疫相關的個人信息投之于一個人為建造的公共池,將相關數據視為公共品則反而成了減少人們交流成本的重要手段和方式。這些做法也最終助力了一個有為政府的雛形產生,但這一個結果是自由選擇的產物,祛除了自由主義者們所畏懼的壓迫性權力。

簡而言之,在產生同種實際效果的基礎上,“防疫信息-公共品”的提法會比“公共數據”的提法在理論上獲得更廣泛地認同,能夠更好地彌合后疫情時代不斷割裂化的公共討論。不過,當提及有關“公共品”理論時,就不得不回到傳統的“公共選擇理論”去思考,這樣一種提法是否還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不足與缺陷。

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提到的“大小集團的區別性激勵行為”正好在防疫健康碼的發展過程中展現了理論的先見性。奧爾森在書中認為對于非排他性、非競爭性使用的公共品而言,小集團因為規模更小,內部更具有熟識度而有提高公共品生產或者做好相關管理的潛在激勵;但是針對大集團而言,松垮的集團關系使得其始終缺少了促進公共品生產的行為驅動力。[2]

這一理論在疫情期間集中體現在大家對于“一省一碼、一市一碼甚至是一區一碼”的詬病中。出于小范圍的安全保障和治理需求,小范圍內的行政集團有動力推動該行政區劃內的防疫公共品的生產,但僅此而已,對于更高行政區內的防疫公共品的生產與管理(互認),都缺乏動力去主動推進,呈現出來大集團集體行動的無力與滯后于實際,這拖緩了依托于防疫公共品、且本身可以實現高度流動化的網絡化治理進程,愣是在大數據、算法等高新技術加持下卻又復歸于傳統的網格化治理。不過,有為的人民政府也觀察到了人民群眾的普遍訴求——一碼出行,開始不斷地推進防疫公共品彼此間的流通,衛健委于2020年12月10日發布的“統一政策、統一標準、全國互認、一碼通行”的通知正是最直接的一個回應。這一問題從現實角度已經得到了解決,但在后續的一些理論思考上,仍然存在借鑒價值。

以上討論都是針對作為公共品的防疫信息展開的,但僅限于此去看待這樣的一種公共品的建設和有為政府的構建,難免會顯得視野不太開闊。防疫信息的公共化是在2020年疫情最嚴重的階段就開始的,但是隨著防疫常態化的現狀,這種對于防疫信息公共化的使用邏輯一直被繼承與沿用到了后疫情時代的公共治理中。從這一現狀我們也能夠再次看到傳統“緊急狀態”學說的解釋力頗為不足。當下后疫情時代的常態化狀態處于前疫情時代的日常狀態與疫情嚴重時期學者們所主張的“緊急狀態”之間,這是一段連續性的光譜,沒有人能夠簡單地將這中間的某一個時間狀態做一個明確的界分。當然再糾結于這種學說之間的優劣之比,也并不是很有必要,我們更應當看到的是這種信息公共品的邏輯如何得到更廣泛的適用,如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

信用國家建設的背景是技術迭代升級、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高速流動化社會,法治、德治此時都遇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治理困境。[3]但人們彼此交往的需求也是愈來愈強,因此對于穩定的、安全的信息交往都呈現出了渴求的態勢。一個互不相識的、各自為陣的霍布斯信息叢林只會給人們帶來恐懼與不安。所以,同樣的敘事邏輯可以再度應用,人們自主自愿地將一些信息提供給信息公共池,便于彼此之間的信息交流與溝通。因此,中心化的信息公共池在某種意義上只是一個工具,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心化監視權力機構,而是依靠中心公共池聯結的每一個個體在通過這個工具彼此監督,相互施以力量,在這樣一種過程中,實現整個社會的相對平和。換句話說,人們是在借助一個信用信息公共品化的制度推動了有為政府在信用建設領域的擴展,以此滿足他們對于安定的基本需求。當然,上文提及防疫公共品所面臨的困境也會在征信領域出現,不同的征信機構都有動力完善本行業內、區域內的征信公共品,但是對于不同行業間的聯結與互通又是一個出于成本收益考慮而被大集團內的小集團們所棄置不談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可能也會需要通過人民的有為政府在各行業征信建設成熟時,進一步推動共通共享,起到一個有效的調節和組織的作用。

最后,簡單總結下,本文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所有交互實際上都是依賴于信息的傳遞,所以信息在社會的治理中是一個極具重要性的議題,而戴昕“防疫信息-公共品”的視角,為防疫治理甚至是日常狀態下的流動化社會治理都提供了一個有強解釋力和普遍說服力的新理論。如何辯證地看待作為公共品的信息的優缺點,并依此展開更廣泛的理論適用,正是此種新說法的價值所在。

 

[1] 參見[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98頁。

[2] 參見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郭宇峰、李崇新譯,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5頁。

[3] 參見戴昕:《理解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整體視角——法治分散、德治集中與規范強化》,載《中外法學》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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