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象:知識產權或孔雀尾巴——與S君談

——馮老師,讀了您的文章《知識產權的終結》,我有幾點困惑,能否聊聊?您扯開去談也行?,F在好像不僅僅中國,世界各地甚至歐美發達國家,盜版和山寨產品都大行其道。這方面的報道和評論很多,一般認為是知識產權及相關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您同意嗎??

恐怕不能這么說。如果知識產權法還叫不健全,世上恐怕沒有健全的法律了。因為各國的知識產權立法都是美國推動,拿國際條約和雙邊/多邊協定做框架,背后則是主導全球貿易的美國法標準;至少在主要貿易伙伴之間,法律規范、學理解釋甚而條款用語的同質化程度,已經相當高了。

所以出了問題,業內人士都怪執法,還怪一個叫體制的東西。

中國就是這毛病,老批自己,跟著美國的調門批,坐實了人家的指控。說實話,知識產權乃至業已宣布建成的整個法律制度,是不是建國以來最健全的時候?誰不承認,即有肯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無法無天之嫌,那可是嚴重的偏離政治正確,呵呵。法律如此緊密地接軌國際(讀作照搬美國),卻仍然擔了不健全的惡名,而且是官方宣傳口徑,這里頭一定有什么不便明言的難處。

——這話怎么講?

不健全是委婉語。說白了,就是知識產權為市場經濟保駕護航不力,照顧不了它的首要服務對象即資本的利益,走到頭了。乍一聽,此話有點反常識??墒钦l有那個能力,且受益于,拋棄知識產權——以及支撐它的形式化的普世價值法權意識形態,我稱之為形式法治”——除了資本,新世紀全球化的資本市場和資本競爭?

——這么嚴重啊,是不是因為互聯網的興起?如果像您說的,美國構筑的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已經失效,那么知識產品和服務還能享有法律保護嗎?前景如何?

現行知識產權體系的衰落,或其中一些門類如著作權(版權)、專利的消亡,西方學界討論不斷,有年頭了。原因頗復雜,但有兩項攪局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我以為是顛覆性的:互聯網和產業外包(outsourcing)。不過這問題我那文章有分析,這兒不談了。外包,是歐美資本推動全球化的基本策略,在商界最著名的鼓吹者是德魯克教授,就是《政法筆記》里提到的那位每五年必通讀一遍莎士比亞的老壽星。

衰落既已開始,進程不可逆轉,前景便是知識產權的多元化,或侵權與保護兼容并包。我的觀察,高科技大公司之間操控市場和壟斷,還得靠知識產權。目前打得不可開交的一系列官司,如蘋果三星、谷歌等的外觀設計(電子產品用戶界面)專利訴訟,便是這一策略的最新演繹(BBC新聞網,2012.6.27)。那是高端法律業務,商家運用知識產權爭奪市場,好律師不會失業。但在互聯網的普通用戶那兒,在音像資料,例如網友之間分享歌曲電影,或者日用商品包括奢侈品的消費層面,山寨或仿冒卻是主流。法不責眾,知識產權的保護大體屬于虛擬的現實virtual reality),當心別當真了。

而且,侵權有侵權的生意經;商家走在法律的頭里,早就在賺多元化的大錢了。我有個學生調查發現,中國視頻企業的多元化經營十分成功,大可編寫一部經典案例,叫哈佛商學院高價收購。從法律的角度看,也極有意思:一方面,各視頻網站的影視劇目高度重合,網站之間彼此盜播已達到默契的均衡,形成行業慣例(潛規則);另一方面,著作權并未完全失效,畢竟這些企業是斥巨資買下一批熱門電視劇的獨家網絡播映權的,從而擁有并行使著各自的訴權。這樣,天價的獨家網播權,加上高調宣傳的訴訟威嚇,就筑起一道狙殺中小企業的高墻,讓大鱷們壟斷了視頻市場(余盛峰文)。

此類縱容侵權的市場策略,今天在越來越多的行業流行,而中國絕非孤例。所以我說知識產權的消亡,標志著形式法治的普世性被資本遺棄了。

——這么說,知識產權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它既不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也夠不上普世價值,而是人類歷史上的階段性產物,對嗎?

對,知識產權的歷史不長,發軔于十八十九世紀西歐的工業革命,是資本主義崛起、殖民主義擴張的產物。這是常識。有趣的是,當年美國建設法治,口碑也不好,當過蠻長一個時期的盜版天堂,仿佛中國搬去了新世界。狄更斯(1812~1870)訪美,開頭很惱火,覺得自己被盜版書商坑害了;更可氣的是,波士頓和紐約的媒體還批他,說他小說暢銷暴得大名還斤斤計較什么版權,太摳門了。

但現在的困境有所不同:全球化/網絡時代,知識產權落伍了,居然伺候不了自己的資本主子。這在理論與實踐上,對主仆雙方皆是嚴峻的挑戰。

——說到資本主義,我想起一個相關的問題:有一篇《網絡共產黨宣言》流傳甚廣,您怎樣看待?

哦,作者叫莫格倫(Eben Moglen),哥大法學院的教授。他是耶魯的雙博士(法律/歷史),美國自由軟件運動的大牛,主張凡是值得復制的都值得分享,所以寫了這篇宣言。

互聯網給用戶的感覺,像是人人有份的一塊公地commons);由于是虛擬世界,又滋養了一種在傳統公共生活不大可能主張并貫徹的政治理念:言論自由絕對不容削減。這兩者合在一起,便是一股方興未艾的反對內容審查、信息壟斷或知識產權化的潮流。不過公地共享、開放存?。?span lang="EN-US">open access)與自由軟件,跟共產還不是一回事。博客短信微博,還有臉書網之類社交媒介,固然革新了信息傳遞和社群面貌,但網絡社群的流動性大,注意力短,缺乏馬克思說的那種大工業對勞動者的階級意識與紀律的規訓。換言之,網絡共產主義尚且培育不了行動的主體;倘若沒有行動,組織起來團結一致的行動,而只是發議論做文章或者請客吃飯,主義是行不遠的。

相反,互聯網催生了全新的資本市場和競爭方式,所謂數碼經濟。這新經濟又名侵權經濟,如方才講的視頻企業案例所示,它不違法簡直就不能運作,更無從發展。侵權,因此遠甚于立法,廣泛地規范并體現著人們的社會關系和倫理選擇(《從卡拉OK與人體寫真想到的》)。

要說階段性產物,遠不止知識產權,整個形式法治的范式都是。法治在西方主流觀察家看來,跟中國的社會制度是不可調和的。所以未加思索,就把法治的信條當作特洛伊木馬搬運,期待著哪一天木馬突然發難,傾覆中國特色??墒侨嗄赀^去,也不知培訓了多少期法官,頒發了多少張文憑,那木馬依然毫無動靜。形式法治反而被中國特色消化了:不僅法條多屬具文,法律人也抽空了職業倫理,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木馬投降特洛伊人,甘當后者的馴服工具,雙方成了共謀關系。

更有甚者,這共謀已感染了資本的全球競爭,迫使所有的競爭者為了降低成本,避免出局,都趨向于低法治的交易和財產制度——首先是新興經濟體,然后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而知識產權或抽象物上的財產特權的犧牲,乃是資本為救贖而奉獻的羔羊;它化作青煙的祝禱,我們才迎來了低法治的天國。

——嗯,這像是《圣經》的語言了,低法治的救贖。但是通常我們說,知識產權的保護能促進創新、競爭乃至經濟發展,為什么反被拋棄了呢?

知識產權促進創造發明?那是教科書上的說法,法學院學生畢業以后馬上還給老師的東西。

文學藝術的繁榮,科學前沿的突破,歷來是同知識產權不相干的。知識產權的主要社會功能,是以財產形式使重要的抽象客體為私人所攫取(德雷賀斯,頁1)。具體說,便是取消文藝創作和科學探索的自由追求、分享與合作,代之以私有財產同勞動契約即雇傭關系。試想,一個人的思想文字或創造發明,動輒歸老板占有,那得消滅多少與生俱來的權利?

前不久神舟九號上天,央視記者采訪航天人和火箭人,一群挑大梁的八零后講了好些老一輩無私奉獻的故事。說有一點特別感人,老同志主動地無保留地傳授知識經驗,全無知識產權的意識。我覺得很說明問題。那些領域屬于尖端科學,涉及軍工,有群策群力和傳幫帶的傳統;因為保密、特殊用途或西方的技術封鎖,不適合也不允許知識產權介入。所以航天人火箭人的科研體制,跟今日大學實行的官僚化、產權化的科研評價標準,是格格不入的。首先,他們驕人的成就,沒法用英文核心期刊發表、申請或引進專利來衡量;其次,攻堅課題的負責人——相當于大學里被學生喚作老板的教授——也絕不可自己注冊成立公司,市場運作,將國家投資的科研成果商品化了中飽私囊。

核心期刊因是官方指定的壟斷,相當于特許狀經營(專利的本義)加注冊商標。我曾展望有山寨版涌現,沖擊那壟斷(見《致辭與山寨》)。果然,上星期學生轉來一則報道,假期刊騙二萬人版面費,職稱壓力催生畸形產業。原來有人在??诔闪⒐?,印制《中國教育科研雜志》、《中國醫學論壇報》等多種山寨學刊,收取版面費累計人民幣1,060余萬元,被掃黃打非查處了。其實那公司辦得不錯,八年了,一直在中央級大報登廣告,所發論文被國內最大的兩家論文數據庫收錄,并非偷雞摸狗的營生。編輯部員工朝九夕五按時作息,每周開例會總結表揚,還有休假制度:老板甚至給我們簽合同、買保險,我慢慢覺得在這里工作挺光榮的(觀察者網,2012.6.28)。是呀,私人印幾份學術雜志,享受一下出版自由(《憲法》第三十五條);解決廣大教師提職稱、博士生拿學位無處發表論文的困難,又不是代寫論文、高考泄題,如何就犯法了?那些合法(有刊號)的學術雜志也收版面費,價錢十倍不止,簡直是暴利行業,怎么不管一管呢?

誠然,大學體制的荒誕,與中國男足的俱樂部制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了。后者才是徹底的資本化的腐敗,隊員進球、裁判吹哨、管理者的職務信譽和人格全部物化reification),狂做市場交易。結果是體育精神蕩然無存,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哈哈,這個我同意。但知識就是力量,是寶貴的財富;既然如此,為什么作為財產權利,執法保護就那么難呢?

在資本驅動的體制下,知識信息歸于私有財產,做成經營特權,獲得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可與國家機器的保護,是天經地義。似乎推行不該有大的阻力,即便在網絡時代。因此不健全的肯定不是法律——法律總是可以修訂的——尋根究底,或許是我們自己:人的遺傳基因跟知識產權過不去。這方面我沒有研究,但讀了些生物進化論和進化心理學著作,覺得有這個可能。

人類的天性,是喜歡分享信息、傳布知識的。但分享信息是利他公共服務行為,這同經濟人”“理性人對力量和財富(包括知識)的爭奪,是否矛盾?據說這問題的達爾文主義性選擇sexual selection)理論的解釋,是從孔雀開屏受的啟發。雄孔雀的長尾巴,于覓食與躲避敵害皆是累贅,照理說,早該被遺傳基因淘汰了。然而雌孔雀擇偶,偏要看雄性開屏。原來絢麗的尾羽是身心健康的表征:拖著那么沉重一條尾巴,還能在森林里存活,一定是精力旺盛、聰明能干而適于交配傳種的了——雌孔雀的本能沒錯。人類的性選擇遺傳,也有孔雀尾巴式的象征性信息展露。我們的祖先為了生存繁衍,應看重男性的狩獵作戰技能、情感智力跟語言表達。此類信息多屬于今天的文學藝術、游戲和體育范疇;在現代社會,相對于房產商、銀行家、會計師的職業知識,的確不很實用。然而正是因為性選擇的基因遺傳,人們才會本能地把商業社會的理性選擇,如金錢崇拜,跟浪漫情愫對立起來,感到會計師悶,吉他手爽了(見包耶文)。

由此可以解釋,為何在日常消費、欣賞文藝及科研活動中,人們習慣于分享信息,往往會輕忽或規避知識產權。進入數碼時代,復制與仿真的成本大降;而一旦復制仿真變作大眾消費和娛樂的手段,知識產權意識乃至法律的權威,就難以維持了。?

——可不是嘛,現在的電影戲劇流行歌曲,都是在消費大眾。您接著說。

?知識產權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藝做成商品和賺錢工具。這對文藝創作的損害,跟從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標準并無二致。兩者都是消解文藝的現實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創作者、表演者的主體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須加以積極的限制,以免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成長受阻,思想聽命于金錢與權勢。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知識公地、自由軟件等網絡社會運動的勃興,服務于資本的知識產權與公眾的價值理念之間,落差在日益擴大。在此意義上,現時知識產權領域的大規模侵權是結構性的沖突:侵權,或知識產權的減損,是民主建設和言論自由深入人心的必然結果,也是落實這兩項憲法基本原則的一個必要條件。

?——您的意思是,商品化也是一種政治標準?印象中,似乎解放后知識產權空缺的年代,文藝創作也不盡理想,沒有留下多少經典,原因何在呢?

沒錯,怕政治躲政治,不許講政治;可那也是一種政治,哄人的政治。關于這一點,還有關于文藝的源流、立場方法和為什么人的論述,《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并未過時。

解放后的文藝接續了延安傳統,但理想氣質或風格不如延安。還是產生了不少好作品,尤其音樂和戲??;但文學退步了,一直到現在。這是很要命的,因為文學是一切藝術的根基。文學不行,拖累一大片,比如動漫作品,你們年輕人喜歡的,可是投資再多也換不來想象力——藝術想象跟商業頭腦的所謂創意即知識產權不是一回事。

?原因我想是多方面的,未必符合歷史上的興亡周期律;但突出的一條,是作品思想性及其體現的作家自由人格的匱乏。言論,尤其是批評性言論,受到種種壓制,包括頻繁的政治運動。這就使得社會主義文學喪失了自我批判的深度,成了公式化教條的注解。結果反而回避了最大的政治,導致列寧講的無產階級文藝為其齒輪和螺絲釘整個革命機器出了問題。這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普遍經歷的一次挫敗。我們今天還沒走出它的陰影。

是不是扯遠了?

?——沒有啊。您把知識產權和文藝創作放回歷史語境,揭示其經驗教訓的理論意蘊,正是我讀《政法筆記》的感受。語境化地看,非洲一些國家要求實施西方醫藥公司的艾滋病藥品專利,是挽救生命、知識共享的道德訴求,應當支持。然而換一角度,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發明家或企業的研發成果和專利可以任意仿造,這也不能說是公平吧?

?你說對了,公平是個角度問題。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長短不一(版權長、專利短、商標可續展注冊),以及版權作品的合理使用、專利的強制許可、商標的事實第二含義de facto secondary meaning,通用或指示功能的標志不予保護),這些法定的限制與排除壟斷,都是試圖平衡權利人同社會各方的利益。追求公正,才會有疑難案件,法官才需要依從良知的判斷,或秉持衡平equity)原則。這就要求我們面對復雜多變的情勢,審視各樣主張背后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以確定具體個案中知識產權的邊界。

我說我們,是因為知識產權的變革涉及諸多角度,是全社會的大事,你舉出艾滋病的防治,那是極好的一例。在海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因為疫情國聯合起來向西方醫藥公司施壓,強迫其投放非專利藥物(generic drugs,即藥品更換商標,有效成分不變)并大幅降低批發價,病人的年均治療費用,現在已經不到350美元。而在美國,同樣的治療,則高達7,000~9,000美元,相差20~25倍(全美公共電臺波士頓WBUR新聞網,2012.7.3)。美國的醫療改革之所以步履維艱,一個重要原因,是幾家大公司用無數藥品專利綁架了醫療體制。

——原來如此呀。但利益平衡了,就能解決知識產權保護的難題嗎?您的文章說,侵權是當今世界的生活方式,即便是講良心的好人,查查他的電腦軟件下載內容,也難保沒有違法呢。

不,平衡不等于保護。以好人或老百姓的良心觀之,侵權也未必不義。

知識產權侵權泛濫的背景,是思想表達、技術方案、標志頭銜乃至人格的物化或財產化的泛濫。因物化而攫取,而排斥競爭,而占有市場資源,而張揚特權,而腐?。哼@是壟斷性特權的一般邏輯,例如屢遭詬病的院士制度。如今那院士頭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商品化了,成了個人與機構的財產。既是財產,價碼隨市場行情,就不免吸引有財力的買家來競標—— “哪里有死尸,哪里兀鷹聚集(《馬太福音》24:28——于是乎,去年搞出一個做降焦減害煙草院士,公然挑戰吸煙危害健康的醫學常識和中國政府承擔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義務。近乎笑話卻不是笑話。

壟斷加劇了腐敗,榮譽淪為產權;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這樣。

?——您還論及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跟低法治的體制及知識產權弱保護的關系。相對于西方企業所處的高法治管制,國內的商業環境對企業創新和仿制,甚至假冒,要友善得多。如果這是一種競爭優勢,中國是否代表了知識產權變革的方向?或者說,不經意間,中國在知識產權和競爭領域打響第一槍,創造了一個法治的中國模式?

模式與否,看怎么說了。新興經濟體無論南北都是低法治,從印度到俄國到巴西,各有特色。故還是官方的提法中國特色穩妥些,韜光養晦嘛。

好些侵權手法,包括山寨技術的競爭,實則是成功的商業模式。這方面的創新,中國還算不上打響第一槍;多數是舶來品,從三聚氰胺(蛋白精)到花樣繁多的瘦肉精都是。抽象物上的侵權本身,一般危害不大——“假冒偽劣字,不歸知識產權而屬于別的部門如《產品質量法》管轄——或者竟是造福于消費者的,如盜版影碟和司法考試復習資料,年輕人大學生歡迎。再如茅臺酒,市面上極少真品,買家都曉得。因為酒廠的產量有限,只夠定點供應。但眾所周知的山寨版,依然大量消費,說明假冒產品的性價比不錯,符合市場預期。據說公款宴請禁而不止,是高檔假酒泛濫的誘因,那么自由競爭的市場果然如經濟學家標榜的,不僅不講道德,連法律也是罔顧的,只消有利可圖。

所以我說中國是迎頭趕上,得風氣之先,在資本的殘酷競爭中,這東方小學生反而成了西方老師們的榜樣。你看,資本真是不擇手段的非常丑惡的東西。

我們的問題便是:就其腐蝕一切美好事物的自然趨勢而言,資本主義確是墮落人性即人的異化的普世價值,其成功(不迅速敗壞)遂取決于有效的倫理約束——在此意義上,韋伯所謂新教倫理催生資本主義精神的命題,實為一顛倒的解說——那么,全球化時代中國特色的倫理約束在哪兒呢?我想不是別的,就是新法治話語一直在努力遮蔽的民主訴求,以及傳統倫理和中國革命留下的社會主義遺產中,可供我們汲取、光大并超越資本的那些理想價值。

?——可否插一句:記得您有個說法,新法治是政法體制內的寄生性話語。

那是四年前的舊文了(見《法學三十年:重新出發》)。寄生,是后現代社會一種標志性的構造——你別吃驚。真的,有的國家就這么著,現代走到一半,一著急,跳進后現代——新法治話語只是其中一例。徐冰先生談當代藝術,說它是附著在整個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大的利益結構之內的,一塊像癌細胞一樣的東西(《東方早報/藝術評論》2012.5.7)。確是真知灼見。新法治亦是同樣的品性,一邊靠寄生繁衍,一邊卻擺出反抗宿主的姿態,藉以獲取仿真的獨立地位。但我們仔細觀察即可發現,那姿態其實是宿主體制運作的需要:那大體制需要一些癌細胞似的話語,包括行為藝術大腕兒什么的,來營造異見、貶低道德,或改寫歷史、轉嫁責任。宿主和寄生話語看似對立,實際上是一種互為利用的關系(同上)。

不言而喻,知識產權進入新法治而實施,必然也是充滿了仿真、妥協與自我否定的后現代特征的寄生。

——所以您才提出了對法治的信仰的深刻修正,那樣一種修正主義,是嗎?

知識產權消亡的實質,是對私有產權天經地義,亦即先前你說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定,因而不免也是新法治衰落的一個征兆。故我以為西方式法治的一些基本前提和普世價值,到了修正或重新出發的時候。就其強大的意識形態功能而言,現代法治常被描述為一門世俗宗教。所以我借用法國哲學家巴丟的講法,把對法治信仰的修正稱作保羅主義。

在西方基督教的傳統里,普世主義首先是由圣保羅闡發的。耶穌運動本是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區的宗教異端,故而為耶路撒冷的祭司集團所敵視。耶穌遇難后,主的弟弟雅各同使徒彼得、約翰領導圣城的會眾。他們和老師一樣,是說亞蘭語的加利利人。保羅卻是流散地的子民,來自翅關(Tarsos,今土耳其南部,得名于希臘神話中飛馬的翅膀,舊譯大數),說希臘語。他原屬法利賽宗派,也信復活,曾積極參與迫害基督徒。但是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受了異象感召,皈依了耶穌。之后,保羅加入傳道的同工,奔走在敘利亞、小亞細亞、希臘、塞浦路斯等地。這樣,就把基督的福音從福地引向了地中海沿岸和諸島的猶太僑民,并接著走向外族,為日后基督教成長為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夯實了第一塊基石。

新宗教的核心信念是:耶穌已經復活。雖然這一點屬于神異(point fabuleux),如巴丟所言,跟人子的降生、受洗、治病、收徒授道、被捕受難等經書記載,不在同一個經驗領域。后者是可以歷史化的一時一地的事件,前者卻純是出于確信(pistis)的認知。沒有那確信,在保羅看來,就不可能領受、宣告并守持對上帝的國的企盼(elpis):不論猶太人希臘人,也無分奴隸自由人,是男是女,所有在基督耶穌內的,萬人合一(《迦拉太書》3:28)。也就是說,那即將來臨的天國,不但打破了摩西所傳的圣法(torah)禮儀、子民與外族之別,還要超越羅馬法上的公民權利、自由人和奴隸的鴻溝,乃至對抗希臘的哲學智慧(所謂博學的無知)與德性倫理(巴丟,頁13)。如此,這新信仰的普世拯救,乃是新天新地的開辟,或舊人變新人的創造。

?法治從我們想象(或法學家描繪)的西方福地來到東方的大流散地,從印刷術時代邁進網絡世紀,也需要一種保羅主義的確信。那就是,超越舊法治的一切禮儀,包括新教倫理的解說,而企望著為充分的言論自由與實質民主而重啟天國,并給予那爭取天國的斗爭以新的普世主義的論述。因為之前的天地都過去了,大海,也已不存(《啟示錄》21:1)。

——新天新地,創造新人!我明白了,您為什么研究宗教、翻譯《圣經》,討論職業與政治倫理。不過讓我們回到知識產權,您能否就其困境給一個定義??

孔雀尾巴。

——那是比喻啊,給個貼士?

開個玩笑。不過也可略作發揮,諷喻知識產權:它首先是人類天性的敵手,知識共享的智障,如美麗的孔雀為我們啟示的(詳見上文)。它的真身,卻是全球資本的法治叢林里一只打開彩屏的鳥兒;那彩屏一片炫目的華麗,常逗引資本為之爭斗,此外別無有益的用途。然而,這鳥兒又不太安分,它扮成一個熱愛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尤物,聲稱自己唯一的工作,是開屏刺激創造發明,還說,否則人類不會進步。

二零一二年獨立日于鐵盆齋

巴丟(Alain Badiou):《圣保羅》(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Ray Brassier英譯,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3。

包耶(Andrian Bowyer):《為什么會計師悶,吉他手爽》,載《時間壓縮技術網刊》(Time Compression Technology MagazineVol. 15, Issue 3, 2007。

德雷賀斯(Peter Drahos):《知識產權哲學》(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artmouth, 1996。

馮象:《知識產權的終結》(英文),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2, No. 1, March ??? 2012。

馮象:《信與忘》,北京三聯,2012。

余盛峰:《失敗的知識產權?——從中國視頻企業的版權原罪說起》,載《法律和社會科學》?15:1,2016。

*原載于馮象:《我是阿爾法:論法和人工智能》,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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