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昕:通向“聲譽國家”: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以對聲譽追蹤和分析加以廣泛運用為內容的所謂“聲譽革命”,其前沿如今已從“聲譽社會”推進至“聲譽國家”:在市場主體積極開展的相關商業探索之外,政府部門也在越來越多地尋求在法律和治理領域使用聲譽機制及相關技術。2014年,中國政府發布了有關建設“社會信用體系”的龐大政策計劃(國務院《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就其總體設計思路而言,社會信用體系旨在借助黑名單、信用評級和信用評分等多種聲譽機制,解決中國在社會、經濟諸領域長期面臨的各類治理和監管難題,其涵蓋面之廣,包括市場欺詐、法院執行難、公職人員貪腐、專業人員職業道德缺失乃至學術抄襲。雖然西方政府對于在社會治理與控制領域運用聲譽機制和技術早有嘗試,但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因其覆蓋全面、主題突出、實施積極而獨樹一幟,堪稱“聲譽國家”作為新型治理范式在全球范圍內興起這一趨勢的獨特案例。

本研究對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進行了系統化的描述與分析?;谟嘘P聲譽的一般理論,本研究指出,作為治理范式的“聲譽國家”,其內涵主要指向四類政府機構在規制和治理過程中可單獨或相互結合運用的基于聲譽機制的治理策略,可分別稱為“規制”(regulation)、“探照燈”(searchlight)、“吸納”(incorporation)和“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盡管西方國家的經驗足以例證上述策略在現實語境中可能發揮實效,但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正試圖探索“聲譽國家”適用的更多可能領域和場景。

基于對其主要政策舉措的梳理和考查,本文指出,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仍應被視為政府在現發展階段嘗試運用新工具解決老難題的努力。盡管特別是在西方媒體報道的渲染之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吊高了人們的胃口,并引發了某些負面情緒,但本文指出,在最初驅動這一政策工程得以展開的制度和市場力量,也同時深刻地形塑乃至限制了其實施狀況與效果。然而未來制度安排和技術變革如能協調并進,使目前社會體系建設實施所遇到的現實挑戰能夠得以克服,那么“聲譽國家”有可能在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為法律和治理帶來重要變化。作為初步的嘗試,本文在最后思考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在制度規模與效率、最優執法以及政府內部結構與控制這三個重要但此前討論不多的方面可能產生的機會和提出的挑戰。

全文可于SSRN下載

發表評論